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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后的这一代，总人口数相当于比80后减少了1.47亿，也就是说减少了1/3，这既告诉我们教育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也告诉我们要重视每一个人，争取通过教育红利的增长来弥补人口红利的缺失。”
“促进公办学校均衡的根本之策，已经不是硬件，也不是经费，而是教师。只要我们真正能够按照国家的要求实行教师和校长定期流动制度，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
“在课业负担、课业难度上，年级越高，压力越大。农村学校的课业难度高于城市学校，‘优质学校’的成绩压力高于普通学校。也存在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现象，所谓减负的‘囚徒困境’，大家都知道这样不好，但是别无选择，还在推波助澜。”7月11日，《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20）》正式发布，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在发布会上说。近年来，关于减负的争论不断，整体来看，中国学生确实面临着繁重的课业压力，2019年4月，国家卫健委曾发布“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小学阶段近视率平均为36%，高中学生的平均近视率为81% 。同年5月，上海市卫建委公布的数据显示，从2005年至2018年，上海市中小学生肥胖率从11.35%上升至18.27%，一些个案显示，学习任务重、运动时间少是造成肥胖问题的原因之一。中小学生的自杀问题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严峻事实。减负之所以困难重重，首先就在于以高考为中心的教育评价体系——标准单一、竞争激烈。再叠加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优质教育资源流动性不足，于是只能不断挤占学生乃至家长、教师的时间，形成高强度的竞争氛围。此外，如果以高考为终极目标，在这单一的评价体系和失衡的教学资源分配中，学业压力逐层前移，甚至连“幼升小”也难逃其中。杨东平认为，之所以在幼升小、小升初阶段就出现了非常激烈的择校竞争，重要原因之一是公办学校没有真正做到均衡发展，学校之间的差距仍然巨大。“促进公办学校均衡的根本之策，已经不是硬件，也不是经费，而是教师。只要我们真正能够按照国家的要求实行教师和校长定期流动制度，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发布，其中要求“建立健全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和校长流动机制。城镇中小学教师在评聘高级职务（职称）时，原则上要有一年以上在农村学校或薄弱学校任教经历”，这一要求随后在多个改革意见、督导评估办法和各地的文件中被进一步细化，以突破城乡优质教育资源有序流动的制度性瓶颈。但在一些地区，这种教师和校长流动机制并未被公正、彻底执行，反而成为一种变相的惩罚——因为教师工作不好，所以被轮换到薄弱学校，这不再是制度性的轮换安排，而变得要考虑各个老师、校长情感情绪。“如果每一个老师必须要轮换的时候，就不存在这（轮换任教）变成一种‘流放’或惩罚了，所有人都必须轮换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理事长熊丙奇说。韩国在1970年代便开始试点教师轮岗改革，在这之前，因为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韩国城乡中小学教育发展的差距也在加大，并且出现学校间师资力量和水平失衡的问题。为了消除学校间差距、保障入学机会均等，韩国开始推行“平准化教育”，在1967年颁布了《岛屿及农村偏僻地区教育振兴法》，以教师定期流动制度来促进校际师资的均衡配置。这一尝试后来形成了相对科学公正的定期轮岗互换制度，很少有教师对此表示不满。熊丙奇还指出，在一些国家或地区推进教师流动制度的时候，还在建立教育公务员制度——义务教育教师国家教育公务员的身份，依法享有国家教育公务员的待遇和权利，并按国家教育公务员履行相应的责任，比如义务教育教师进行定期轮换和不得有偿兼职等。2018年，《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颁布，其中就提到要“确立公办中小学教师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特殊的法律地位，明确中小学教师的权利和义务”。2016年，支教机构“美丽中国”受云南楚雄教育局委托，在冬瓜镇设立了“美丽小学”，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康健成为该校的校长。既有学术研究，又有教学实践，康健发现，乡村教师这一群体在年龄结构、学历和专业上都存在问题。在乡村学校，很大一部分老师的年龄已经在50岁上下，学校的教师结构呈现出一种上大下小的“漏斗形”，教职编制已满，但是学校又缺乏年轻教师接力。很多老师毕业于传统的师范院校，不能很好适应音体美或者其他综合实践课程的学科发展。目前，通过流动机制到乡村学校任教的老师，一些是因为被“惩罚”或“流放”，一些是因为“镀金”——在乡村学校有一段时间的教学经历后，可以到中心校或县城去教书。“我们对于办学的要求增高了，但是教师的结构并没有发生改变。”康健说，“在乡村教师队伍的补充上，没有一个能与时俱进的师范教育体系。在现在以城市为中心的师范教育体系中，大部分人都不会沉到最边缘的乡村学校去。”现在虽然也有特岗教师这样的方式来补充乡村学校的师资，但这并不是一个稳定的师范教育制度，而是通过一些特殊的选拔机制来提供一些机会，不能保持对乡村学校的持续补给，优秀教师也会被不断截流。要解决乡村学校面临的问题，康健认为还需要重建基层教育体制。“中心校‘带’着一群村小和办学点，权力都在中心校，下面的村小没有完全的自主权，在这种情况下，边缘的学校没有得到完全自主多元化发展的空间。而想要做到这一步（改变），其实我们需要的是体制上的改革。”“现在涉及到我们国家的教育发展的路径问题，说开来，就是现在城市里搞的是重点学校制、集团学校制，这种中心是偏‘高’的。所以城市的学校和乡村的学校，在这样一个体制之下就往往加大了马太效应，上面的重点学校越来越好，边缘的学校会越来越差。”康健说。在杨东平看来，重点学校并不应该存在，这会影响教育资源的均衡和流动：“因为我们对重点学校赋予了过多的特权，（在其中）评选教师的高级职称的比例可以比普通学校高很多，教师的待遇比其他学校更高，所以教师们愿意留在重点学校。如果把重点学校的门槛拆除，一视同仁，也就不存在这种特殊利益了。所以现在需要通过制度性的变革来促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而不是去巩固重点学校的特殊利益。”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王烽也认为教师流动是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方法之一，而教师流动制度的具体实行，关键在于各地教育局如何将每年的教育资源布局到薄弱学校：“公办的教育集团内部是不是可以首先流动起来？很多概念还停留在一个说法上，如果不是真心的去推动学校之间的均衡，总是想保留一些重点学校，无论怎么做都可能会变形的。”杨东平认为，在高中阶段的教育初步普及之后，应该把普通高中的均衡发展提上议事日程——每个县都应该有好的高中。他以山西晋中举例，该市自2017年开始推行校长职级制改革，取消校长的行政级别，给学校松绑。通过竞聘和独立的校长职级序列，让有教学经验的人走上校长岗位，减少与学校管理无关的会议、活动，校长自主治校，静心办学。对高中学校的考核不再唯高考成绩，义务教育阶段招生不与学生分数挂钩。“下面的每个区县的县中都很优秀，它的高中稳定了，初中也就稳定了，好学生和好教师就不会外流，整个农村教育的‘水土流失’就控制住了。”近年的高考改革在考试科目上开始调整为“3+1+2”（3为语数外，1为物理、历史中选1门，2为剩余科目中选2门）等形式，熊丙奇认为，这依然没有扭转基础教育的应试格局，没能打破唯分数论的现状：“我们希望能扩大学生的选择空间，但最终的出路还是一条。我们还是没有从根本上打破按总分录取的模式，没有推进招考分离的改革。”这又回到了教育资源分配、流动不均衡的背景下，贫困、偏远地区学生教育出路的困境。熊丙奇认为应试教育体制导致贫困地区考生的高考分数没有办法与城市考生竞争，整体上来看，既因为应试教育对城市学生更“友好”，也因为城市学生有更好的学校资源、培训资源，其教育更受家庭重视和支持。“我们有调查显示，农村孩子的高考分数平均比城市孩子低40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断用分数来录取学生，最后的结果就是农村孩子进大学的比例越来越低。如果没有一些矫正性的计划，比如‘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这一比例会更低。”新的问题还在于，扩大了学生对科目的选择权，整体上来看，高校的办学条件还没有跟上，过去的文理两科变成了更丰富的专业背景组合，对高校的师资、课程、场地建设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整体的高考改革是一个考试招生改革，也是培养改革，我们以前可能更关注考试改革，包括考试科目组合、考试内容改革、命题改革，但是对录取改革以及录取之后的培养改革关注其实并不多。”熊丙奇说。还有一些学生是高考的“陪跑者”，甚至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习都不能完成。康健认为在高考这个以学术专业为取向的教育之外，还应该建立起以职业和技术为取向的高中阶段教育，这样能突破学术性的分流。“说白了就是以未来的生存、生活为导向的高中阶段的任务。”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杨东平认为教育的对象已经有所改变：“00后的这一代，总人口数相当于比80后减少了1.47亿，也就是说减少了1/3，这既告诉我们教育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也告诉我们要重视每一个人，争取通过教育红利的增长来弥补人口红利的缺失。”而在疫情之中，以及“后疫情时代”里，突然爆发的线上教育也在指向一个自主学习、个性化学习的新阶段。“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要通过改革公办学校体制，结合公办学校来促进义务教育生态的改变，我们的目标是要追求形成一个新的教育生态，低竞争、低评价、低管控，尤其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尤其是在小学阶段，这个实际上是全世界教育的一个基本现实。”杨东平说。
*本文整理自21世纪教育研究院《教育蓝皮书（2020）》发布研讨会，另有参考《教师轮岗这道“坎”韩国咋跃过》（张雷生，中国教育报）；本文已加入“留言赠书计划”，优秀留言将有机会获得《超越财富》（中信出版集团）一本。